后疫情时代 经济新动能“藏”在哪

　　来源：北京商报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动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正在进一步显现。后疫情时代，经济新动能藏在哪？将如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面对众多热议话题，从内需拉动到科技引领，再到金融支持，众多大咖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内需拉动

　　“土地出让金撬动乡村振兴”

　　今年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总体上处于疫后恢复阶段，结构不断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为823131亿元，同比增长9.8%，两年平均增长5.2%。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2.7%，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23%，贸易结构持续改善。但从内循环来看，今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平均增长3.9%，民间投资两年平均增长3.7%，PPI向CPI传导也存在阻滞情况。

　　在11月30日的2021年搜狐财经峰会上，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郑新立认为，内循环不畅主要因为存在两个明显的堵点：即消费需求不足和城乡市场分割。“由于农村缺乏投资机会，农村的金融机构一般都是存差、城市的金融机构通常都是贷差，巨额资金从农村流向城市。2020年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高达8.4万亿元，不是一个小数，这些土地出让金收入本质上是农村集体土地价值的转移。”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6月4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省市结合本地实际，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

　　郑新立认为，要把土地出让金收入转变为撬动乡村振兴的杠杆。“中央要求逐步把土地出让金拿出来搞乡村振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我们要通过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市场，建立农村集体经营建设用地入市制度，让土地出让金、土地收益转变为撬动乡村振兴的杠杆，就是从这两方面打通任督二脉，我们的经济也就活了。”郑新立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此外，郑新立建议，应该适当地提高M2（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为经济增长注入活力，建议近期M2增速保持在GDP增速的1.5倍左右。

　　“财政杠杆是管结构的，就是管长远的，短期的总供求靠谁呢？靠货币杠杆，货币供应速度下来了，其他任何杠杆都没有办法发挥作用。一般来讲M2速度上去，半年以后贷款投资就会上去，紧接着经济增长就会上去。提高M2的增长速度从需求上适度地扩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这是整个问题的关键。”郑新立谈道。

　　科技引领

　　“集成创新转向原始创新”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的关键变量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看来，新形势就是新的科技革命正在向纵深演进。新科技革命正在重塑各国竞争力的消长和全球的竞争格局，科技创新也正在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战场。

　　在科技创新的路径选择上，应该怎么走？“过去我们科技比较长的时间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后来我们提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意味着你的源头在海外，但是发展到今天，我们在很多领域已经进入到前沿地带了，而且面临国际竞争、大国博弈，所以我们的科技创新一定要调整路径。”王一鸣认为。

　　2020年，我国基础研究占R&D（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的比重为6%。发达国家普遍在20%左右，甚至达到25%。

　　在此背景下，王一鸣认为，我国需从集成创新转向原始创新，加强基础研究。“十四五”规划提出基础研究占R&D比重从6%提高到8%。同时，要选择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建构局部优势，可以形成局部非对称的反制能力。建构局部的优势，从终端产品的创新转向中间品的创新，终端产品已经有国际竞争力了，但是一些关键的原材料、零部件、基础软件等，仍需要中间品的创新。

　　“中间品技术迭代更快，专业化程度更高，有很多隐性机制，需要长期的技术积累。技术优势一旦形成，你很难超越，所以这个需要慢功夫，急不得。我们通过产业基础再造，来发挥龙头企业作用，带领中小企业产业链整体来努力，需要长期的积累来突破中间品的关键技术。”王一鸣谈道。

　　不仅是基础科研领域，制度创新对于中国来说也至关重要。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院长薛澜认为，营造新的创新治理发展环境，首先要认识到创新系统的演变。到了今天，新的范式是创新生态系统，不仅仅是创新系统本身，包括用户和社会对创新价值的认识也都纳入到这个体系。

　　宏观来看，薛澜认为，首先要促进创新和合理规制的有机协调，“我们要进一步激励企业研发，合理规制新兴领域的发展，像国家科技伦理体制的建立、法律法规对个人信息保护等，这些会促进行业合理健康发展。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监管，出了问题之后再强力打压的话，可能反而对产业发展是不利的，所以我们特别强调敏捷治理，希望能够比较合理地，同时迅速地鼓励这些行业的发展”。

　　金融支持

　　“发明成果变为流动财富”

　　创新科技的发展将带动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而制造业作为国家经济命脉所系，在驱动经济发展、参与国际竞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疫情背景下，制造企业的生产经营面临新挑战，金融支持的必要性进一步凸显。

　　金融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取得很大成效。制造业贷款增速明显提升，中长期贷款和信用贷款大幅增加。多层次资本市场助力提高制造业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为制造业实施创新驱动起到了有力支撑作用。但在推动金融与制造业协同发展中，仍面临不少困难。

　　“制造业企业和项目信息缺乏有效整合与沟通，银企对接与互信的成本较高。从制造业角度看金融，总认为银行只是锦上添花，雪中送炭少；而从金融角度看制造业，则认为企业市场竞争力不强，经营绩效较差，内部管理与诚信水平较弱。如何全面分析问题，达成共识，有效对接供给与需求，已成为推动金融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的当务之急。”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认为。

　　此外，供求不匹配、能力不适应等问题也普遍存在。疏通金融服务制造业的堵点，增强金融创新能力颇为必要。肖钢建议，要发挥各类金融机构的差异化优势，推动大型银行设立先进制造业融资事业部，发展制造业融资租赁业务，支持制造业设备更新改造和产品销售。

　　同时，进一步发展供应链金融，在产业集群较好的地方试行“供应链金融链长制”，由金融机构负责人任链长，缓解产业链企业融资难，降低成本，防范风险；研究扩大知识产权证券化，建立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体系、监管标准、风险分担机制，地方财政逐步建立知识产权融资风险补偿基金，扩大知识产权证券化的增信阵营，使知识产权真正成为一种可以估值、定价和流通的生产要素和资产，将发明成果变成可流动的货币财富。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王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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