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志刚的仕途与落马

　　来源： 风声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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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8日晚9点，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称，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真是“字越少事越大”，因为孙志刚不仅当过贵州省委书记，还曾在湖北、安徽工作过，而且今年3月，他刚从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职位上退休。

　　孙志刚究竟是什么问题，通报没有详细说。

　　有人猜测，孙志刚的落马会不会与恒大的许家印有啥关系？

　　毕竟俩人关系非同一般，不仅是老乡，而且还算是师生关系。

　　孙志刚出生于1954年4月，河南荥阳人；许家印，1958年10月出生于河南周口，同为河南老乡。

　　1973年，孙志刚考入湖北武汉钢铁学院冶金系炼钢专业，随后留校任教；5年后，许家印以周口市第三的成绩考入武汉钢铁学院冶金系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专业，孙志刚很可能是他的专业老师。

　　俩人的师生关系在当时或许没啥用，可若干年后的“再回首”，这份师生情谊便非比寻常。

　　许家印还没毕业时，孙志刚就考入上海财经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而且孙志刚这个老师确实比学生厉害，许家印从舞钢辞职去深圳打工时，孙志刚已经官至湖北省武汉市计委副主任。

　　当许家印为了2000元月薪与老板拉扯时，孙志刚已担任湖北省宜昌市委副书记、市长。

　　直到2009年，恒大上市，许家印成为中国首富，孙志刚此时担任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

　　这期间，许家印和孙志刚是否有联系，不得而知。

　　俩人真正的交集是2017年9月12日。

　　因为那天出版的《恒大报》上，头版头条写道：许家印主席出席贵洽会，会见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

　　合影照上，不仅“许主席”占据C位，标题居然用了“会见”这个词。

　　要知道，新闻中一般用“接待”等词语来介绍与政府官员的会面。而“会见”通常是一种外交辞令，多用于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与协商，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味。

　　恒大报纸用“会见”省委书记来表述，说明“许主席”至少是将自己等同于正部级企业负责人，与孙志刚的身份不相上下。

　　虽然当时许家印的恒大股价正如日中天，可面对一位封疆大吏，甚至还曾是自己老师，许家印这番“骚操作”，也不知昔日的“孙老师”作何感想。

　　可能孙志刚也不在乎，毕竟这位学生曾以帮扶贵州毕节名义，无偿投入110亿元，派出2108人组成的扶贫团队常驻当地的乌蒙山区，积极配合了自己的工作。

　　贵州与恒大举办的扶贫大会上，孙志刚还夸赞恒大“在中国扶贫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想必也为当年这位学生如此慷慨而得意。

　　老实说，孙志刚究竟是在哪里出现问题，其实通报已经提到了。

　　根据官方消息，对孙志刚的身份表述是“贵州省委原书记”……

　　综合以往的通报来看，这种表述都是带有明确指向性，即孙志刚的问题很大可能就是他在贵州任职期间，而与他之前及之后担任的职务，应该关系不大。

　　那么，孙志刚到底在贵州做了什么？又可能因为什么问题而被查呢？

　　这或许得从他一路的仕途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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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孙志刚的履历来看，他与湖北省的关系十分密切。

　　算起来，孙志刚在湖北前后待了31年的时间，而且在此完成了人生的重要转折：学生、教师、研究人员、从政。

　　1971年，17岁的孙志刚在河南荥阳老家当知青，劳动了两年后就被提拔为水库管理干部。接着，年仅19岁的他就被保送进武钢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

　　这番现在看看波澜不惊的人生经历，在当时无疑堪称“开挂人生”，不知被多少人艳羡。

　　显然，无论是孙志刚的家庭背景，还是他的工作能力，都有着“过人”之处。

　　如果孙志刚就此止步，他很可能就在武汉钢铁学院从普通教师干到教授退休，当一辈子的高校老师，也算是不错的人生历程。

　　但孙志刚人生的飞升，是他主动去上海考研，而且拿到了国内财经界赫赫有名的上海财经大学的硕士学位开始。

　　改革开放初期，大学生已经是金子般地稀少，财经类研究生更是凤毛麟角的高学历人才，可以任意挑选合适的岗位，仕途也是一片光明。

　　不过，孙志刚最初还是很想做学问的。

　　因为他从上海财大毕业后，进入了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

　　但在严重缺乏财经专业人才的时代，他这样的高学历人才又怎么可能被埋没。

　　随着“干部年轻化”风潮的到来，孙志刚调入武汉市经委工作，官运亨通，一路升为武汉市体改委副主任、武汉市计委副主任，直至武汉市汉阳区委副书记、副区长、代区长、区长等职。

　　随后，孙志刚又在武汉市副市长、宜昌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等职位上历练了数年，最后在宜昌市委书记职位上开启主政一方的工作经历。

　　在此期间，他还在武汉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宜昌执政时，孙志刚还积极将自己城市管理以及工作体会撰写文章，频频见诸《人民论坛》《学习与实践》《长江论坛》《湖北经济》等刊物。

　　这些刊物内容也是日后，他被称为典型“学者型官员”的佐证。

　　湖北宜昌虽然不如省会武汉，但凭借葛洲坝和三峡两大水利工程，这座三峡边的小城实现了从中型城市再到大城市的两级跳。

　　因此，只要是在城市升级和三峡工程等项目有政绩的官员，基本都能顺利升迁。

　　孙志刚也确实在宜昌展现了自己专业背景，得到了中央和湖北省的关注。

　　1997年，刚担任宜昌市委副书记的孙志刚面对宜昌经济紧张，银企矛盾突出等问题，他主动提出了“优选闭合贷款法”，使得宜昌当年的信贷资金由400 万元扩展到6.4 亿元，优选产品产销率达100%，贷款归还率达98%。

　　同时，为了加速宜昌国有企业发展，他还提出“不求所有，但求所在，敞开家门，外引内联，东进中接，巧打三峡牌”，为宜昌赢得了发展良机。

　　在宜昌就任时，孙志刚在民间的口碑也很不错。

　　他在任市长时，经常把一些城市建设项目交给群众讨论决定。

　　比如宜昌有个占地5万多平方米的商业城改造，因为地处闹市，深受市民关注。

　　孙志刚安排市政府从24种设计方案中筛选出4种方案，然后摆在市区繁华路段，安排人员向群众解说此后五一广场扩建，又采取同样的方式将扩建方案交给群众讨论决定。

　　此外，宜昌还有很多老红军、老干部，孙志刚经常上门探望，并且还主动帮他们解决各类生活困难，深受当地老人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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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在宜昌政绩卓著，2002年，48岁的孙志便晋升为副部级领导干部，擢升为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并在这一职位上待了4年。

　　不得不说，孙志刚这段仕途很顺利，从副厅级、厅级再到省级干部，一步都没落下，而且都能持续进步。

　　同时期有政绩的官员不少，但孙志刚的“学者官员”风范很受省内主要领导的赏识。

　　直接点说，孙志刚能从宜昌被提拔到省里，而且连续晋升，是得到了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赏识。

　　孙志刚在湖北干了21年，先是历任武汉市经委副主任、体改委副主任、计委副主任，武汉市副市长；接着，他到宜昌工作，历任宜昌市长、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然后，他重返武汉，拔擢为湖北省委常委，兼任省委秘书长。

　　可别小看孙志刚在湖北的这段看似有些漫长的工作经历，虽然时间长，但含金量非常高。

　　因为他因此有了主政一方的工作经验，同时还实现了正厅级到副部级的跃升，从而进入到更高层次的组织视野。

　　2006年，孙志刚调任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在安徽，他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担任省医改领导小组组长，探索基层医改路径，其中，“综合改革”“药品招标平台建设”“基本药物制度（零差价销售）”颇具影响。

　　2009年11月，安徽在孙志刚的推动下，在全国率先出台《基本药物制度实施方案》，带头取消药品加成，成为首批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彼时，安徽省乡镇卫生院药品加成比例普遍在60%以上，村卫生室在80%以上，相当一部分乡镇卫生院的加成比例在9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167%，县级公立医院也远不止15%。

　　拿掉药品加成，等于是砍掉了基层医疗机构的“命脉”。

　　为了保证医疗机构和市场稳定，安徽省又率先推行了“收支两条线”的管理方式，同时以绩效考评取代以往“与处方挂钩”的工资分配模式，通过从零差价切入建立新机制，彻底取代医疗机构“以药补医”新模式，破解“看病贵”问题。

　　一句话概况，孙志刚在安徽推行以基本药物制度为核心的综合配套改革，以“零差价”销售520种的“基本药物”，并同步推行政府主导下的“基层综合改革”。

　　安徽这一系列大刀阔斧的医改，让孙志刚出尽风头，不仅上了央视新闻，这些医改工作还被国家医改办多位负责人称赞为“安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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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在安徽医改上的出色政绩，孙志刚随即赴京履新，开始担任长达5年的国家医改办主任一职，同时负责江苏、福建、安徽、青海四省的省级深化医改综合试点改革。

　　孙志刚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要使基层医疗机构真正回归到公益性，而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使医生回归到治病防病的角色，而不是推销药品的商人；使药品回归到治病的功能，而不是赚钱的工具。”

　　相信孙志刚在安徽推行的医改不仅是要出政绩，也确实希望改善一直被人诟病的“看病贵”“看病难”等问题。

　　但是在安徽，“收支两条线”是医改探索当中最有争议的一项举措。

　　“收支两条线”在一定程度确实帮助当地基本药物制度推行，也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基层医务人员的创收冲动，给患者减少了负担。

　　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医务人员干多干少待遇差别不大，积极性严重受挫。医术较高的卫生院医生纷纷“出走”，使得基层业务能力和收入急剧下滑，基层病人纷纷上涌，导致群众看病难看病贵，也令城市公立医院不堪重负。

　　因此，孙志刚离开后，安徽便悄悄停止了“收支两条线”做法。

　　孙志刚曾主管国家医疗改革长达5年，最主要功绩是为降低医药成本，力推药品集中采购，可操作起来却事与愿违。

　　有专家通过调查发现：“药品省级采购中标价是出厂价的好几倍甚至几十倍，最终患者支付的价格也是出厂价的几倍甚至几十倍，这表明高药价和招标密切相关。”

　　由于药品集中采购，近些年出现了大量医疗腐败以及药品质量等问题，特别是涉及药品、器材采购更是腐败的重灾区，业内对此一直表示异议。

　　2015年两会分组讨论上，针对委员代表提出的医药采购和药品质量等问题，孙志刚坚持认为是“改革中的问题，而不是改革造成的问题”。

　　就在孙志刚主导的医改存在争议期间，他又从国家部委的职位上卸任，赴贵州省任职，出任一省之长，正式开始主政一方。

　　2017年7月，63岁的孙志刚正式当选贵州省委书记，成为这个西南贫困省份的“封疆大吏”。

　　孙志刚到任后，轻车简从对贵州脱贫攻坚工作进行了全面视察。

　　贵州虽然与安徽同样属于农业大省，但经济基础薄弱，一直属于西南地区的“后进生”。

　　因此，身为“经济学博士”的孙书记在视察结束后提出，贵州按老办法解决不了贵州脱贫攻坚的一系列问题，必须采取超常规、革命性的手段，来一场振兴农村经济的深刻产业革命。

　　按照孙志刚的意思，就是要在贵州掀起翻天覆地的产业结构调整，要从传统农业经济走向规模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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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的干部和农业打了一辈子交道，他们实在无法领会新任省委书记的指示究竟该如何落实，牢骚不断。

　　在一次全省公开大会议上，孙志刚曾指着一位教师出身的县委书记破口大骂：“也不怪你一个狗日的教书匠，懂啥球调整产业结构！”

　　挨骂的县委书记惊恐不已，连连表示：“孙书记骂的是，孙书记骂的是……”

　　他一连说了好几遍，这才熄了孙志刚的怒火。

　　骂一位堂堂县委书记“狗日的教书匠”，也不知同为“教书匠”出身的孙志刚到底是怎么想的。

　　很快，贵州的大小干部们就发现，孙书记原来是看不惯贵州随处可见的玉米地。

　　贵州山多地少，不适合规模种植小麦、水稻等粮食作物，但这里土地和气候却很适合种植玉米，而且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

　　孙志刚来到贵州时，全省约有1280万亩玉米地，占据贵州一半以上的耕作面积。

　　可能漫山遍野的玉米让孙志刚看了心烦，他提出用3年时间，将全省1280万亩玉米调减到250万亩，共调减1030万亩，全部改种蔬菜、水果、中药材、茶叶、食用菌、饲草饲料等附加值高的作物。

　　照理说，这样的思路也算是为贵州脱贫积极思考，可这种以行政指令干预老百姓生产生活，未必就有好结果。

　　果然，贵州全省一通“折腾”后，玉米地也如孙志刚所愿减少了上千亩，种上了茶叶、水果等经济作物。

　　可贵州老百姓并不买账，甚至为此编织了民谣：满坡满岭光秃秃，大猪看着小猪哭。人们问它为啥哭，志刚不准种苞谷。

　　在“地无三尺平”的贵州，能种什么，不能种什么，这里世代生存的老百姓比谁都明白。

　　最终结果是，贵州上千亩的玉米地说没就没了，可补种的经济作物压根没成气候。等那位拍脑袋作决策的领导再次调任后，没带走一粒玉米，只留下欲哭无泪的农民兄弟。

　　“禁种玉米”只是孙志刚执政贵州时期的一个典型事件，但更令人心惊的是贵州各地市的“跨越式”发展。

　　2018年，贵州连续5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9%，位居全国前列。这些既有孙志刚前任的功劳，也有他到任后的政绩。

　　但孙志刚对此并不满意，他要求贵州各地要加快发展，特别是贫困地区要努力提升地区经济总量。

　　这要求并不过分，可由于“孙书记”是个重视结果的人，这就使得他在任时，贵州“怪相”频频：越是财政紧张的县市，越喜欢上马远超当地财政规模的市政项目，而且资金额往往大得令人咋舌。

　　其中奥妙就是项目大，经手的环节多，其中的“寻租空间”自然也大；同时，项目预算经费高，也会直接拉升当地的经济产值。

　　至于欠下的账……崽卖爷田，不心疼。反正有后面接任者托底，大不了再让国家和省里买单。

　　说句公道话，贵州这些不顾实力的“发展”并非孙志刚在任时独有，这些年或多或少都一直存在，只是到了孙志刚在任时，变本加厉。

　　可如此一来，使得本不富裕的贵州经济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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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22年开始，贵州省各地就传出债务紧张，很多政府连工资都发不出的消息。

　　今年4月，贵州一则简短公告《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仅依靠自身能力已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更是令人触目惊心。

　　贵州各地，尤其是遵义、毕节、六盘水等地的地方债、城投债问题几乎“无解”，用贵州自己的话来说“依靠自身能力已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很明显，贵州全省各地债务缠身这颗雷，孙志刚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仅如此，孙志刚主政贵州5年时间，各类官场腐败案件频发，今年仅前4个月就有56名官员被查。

　　不难想象，这样一摊污水里混迹了5年的孙志刚，即便不算“大老虎”，也很难谈到洁身自好。

　　老百姓怕穷，但更怕的是瞎折腾，因为会更穷。

　　往往某位官员轻飘飘的一句话，可能就会改变当地几代人的努力和生活。

　　看看孙志刚在贵州的很多行径，实在很难想象，他也曾插过队，在农村生活过，应该比普通人更理解农民需要什么。

　　而他又是官员中少有的经济学博士，应该更懂经济规律，也应更明白唯“长官意志”马首是瞻的经济指令，将会带来多么大的弊端。

　　可他偏偏就这么不计后果地干了，结果也不出意料地给贵州经济带来严重后果。

　　这或许与孙志刚一帆风顺的仕途经历有关，觉得自己是在认真干事，即便有什么问题，也只是“改革过程带来的问题”，亦如他在国家医改办主任岗位上，对质疑他的声音回复。

　　作为“学者型官员”，又是“医改明星”，孙志刚本来在仕途上一路坦途，也因此得到外放地方，成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显然中央对他寄予厚望。

　　可他忘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重要的是审时度势，真心实意地制定政策，并能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绝非只为政绩的一意孤行与不管不顾地蛮干。

　　孙志刚被查后，贵州省在表态中用了三个严重来定性孙志刚：

　　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严重辜负了党中央和全省人民的信任；严重破坏了贵州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影响极其恶劣，教训极其深刻。

　　这或许是孙志刚没有想到的，自己在贵州主政五年，居然给当地带来了如此大的伤害。

　　不过，孙志刚具体在贵州犯下什么样的问题，又有何详细违法乱纪行为，有待相关部门进一步调查和公布。

　　此刻，已身陷囹圄的孙志刚不知是否记得他曾对外讲的一个故事：

　　大学毕业后，他去内蒙古拜访大学好友。对方开车拉着他在草原上兜风，然后不经意间告诉他：“你别看这草原上很平，其实最容易翻车。” 

　　这番话让孙志刚深受震撼，公开说这个故事，也是介绍他从政后始终以此为戒。

　　不过，听归听，他显然没真正理解这个故事的深意，最终还是在最平坦的位置“翻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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