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a股市场有约160家上市公司董监高或其家属发生短线交易。多数当事人将短线交易归咎于“乌龙指”，并声称交易股票是自主独立判断，不存在内幕交易等情形，但部分案例的“巧合”和“精准”引人猜疑。在业内人士看来，短线交易的惩戒标准应进一步明晰。
随着注册制改革演进、市场活跃度提升，A股市场的短线交易也频繁出现。据初步统计，今年以来，A股市场有约160家上市公司的董监高或其家属涉及短线交易。
多数当事人将违规原因归咎于“不熟悉规则”或“操作失误”，但其中多个案例值得探究。有的当事人一段时间内频繁触及短线交易，迟迟未予公告；有的当事人精准潜伏，3个交易日盈利38%后“闪撤”。
据统计，新证券法实施以来，福成股份、南大环境等公司的“关键少数”因涉嫌短线交易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显示监管力度在持续加码。但短线交易案例的惩处实践中，尺度尚待进一步明晰。
高管亲属违规多发
今年以来，A股市场有约160家上市公司董监高或其家属发生短线交易。除了董监高本人，其家属“私下”买股构成短线交易的不在少数。主要理由是，当事人不了解作为董监高家属买卖股票的限制性规定。
其中一些“100股”案例，大概率确因当事人不熟悉规则。比如，宁波色母6月28日上市后，董事、高管陈忠芳的配偶万世君在7月1日买入100股，7月2日卖出100股，此次交易亏了299元。万胜智能实际控制人之一周华的配偶陈蔚于7月6日买入100股，次日卖出100股，短线交易所得5元。*st百花董事长郑彩红的儿子阎政鹏，4月7日买入公司股票100股，4月13日卖出，未获利。
多家公司独董的亲属也涉及短线交易。4至6月，日丰股份独董韩玲的女儿何凇扬发生短线交易，涉及金额约8万元，盈利3116元。公司称，何凇扬早期于国外留学，刚刚回国，未掌握相关交易规定，也未就买卖股票事项征询韩玲的意见。
也有董监高的亲属，在股票行权后卖出股票构成短线交易，致使“股权激励收益”清零。道氏技术监事余祖灯、何祥洪两人各自的配偶，通过股票期权行权于6月底买入股票，数日后卖出部分股票，构成了短线交易。其中，前者计算短线交易收益8.45万元，后者收益2.56万元，之后两人均将收益上缴给了公司。乐普医疗董事王其红的配偶，因买卖公司可转债构成短线交易，所获3868.54元收益全数上缴公司。
不过，有些案例很难以“不了解规则”的理由服众。比如，st安控6月公告了董事刘伟之母俞银仙的短线交易行为，其于2020年8至11月频繁买卖，多次构成短线交易，成交金额合计达数百万元，获利16.3万元。这一违规事项，在10个月后才对外披露。
根据证券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上市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构成短线交易的，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其中所称董监高人员及自然人股东等，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持有及利用他人账户持有的股票等。
据此，前述案例中短线交易获利的当事人，均将收益上缴给了公司。
增减持过程中“手滑”
另一类较普遍的情形是，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或董监高在增减持股票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乌龙指”，反向交易股票，构成了短线交易。部分当事人因此提前终止了减持计划。
德恩精工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雷永志，就是在增持过程中因误操作导致短线交易。此前，雷永志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计划自2月5日起6个月内增持不少于2000万元、不超过4000万元的公司股份。5月26日至7月6日，雷永志按计划买入55.63万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3793%。但一不小心，7月6日雷永志误操作卖出公司股份5000股，构成了短线交易，收益为-175元。
德恩精工董事王富民也“忙中出错”。他在6月9日至7月2日减持公司股份197.46万股后，于7月2日因误操作买入2万股，导致短线交易，收益为-42060元。之后，王富民提前终止了减持计划。
三维通信实际控制人李越伦在实施减持的过程中，因操作失误于7月13日买入1万股，500元获利上缴的同时，也宣告了此次减持计划的终结。合纵科技董事张仁增7月16日在减持股票的过程中买入了100股，减持计划也画上“休止符”。
此外，利尔化学副总经理刘惠华3月两次增持了公司2.5万股股票，7月6日因操作失误卖出了1400股股票，构成短线交易。江苏国泰董事长张子燕，5月17日增持公司股票的过程中，因操作失误卖出1万股，6850元收益上缴给公司。
“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对短线交易相关规则肯定是比较清楚的，但因其个人股票账户很多时候通过工作人员管理操作，确实存在工作人员不小心操作失误导致短线交易的情形。”浙江一家上市公司董秘表示。
亲属步调不一致，也会踩线。比如，东华测试董事兼副总经理陈立及其亲属陈祥邦于2020年11月9日至今年1月4日买卖公司股票，构成了短线交易。其中，陈立正在实施股票减持计划，但其亲属陈祥邦却实施了买入交易，按照规则也构成短线交易，获利4375元上缴公司，两人共同承诺1年内不再进行减持。
惩戒尺度尚待厘清
多数当事人将短线交易归咎于“乌龙指”，并声称交易股票是自主独立判断，不存在内幕交易等情形，但部分案例的“巧合”和“精准”引人猜疑。在业内人士看来，短线交易的惩戒标准应进一步明晰。“哪些情形出具警示函，哪些情形立案调查，应该统一标准和口径。”
上市公司“关键少数”的亲属在敏感期内短线交易股票，更易引人浮想联翩。海源复材实际控制人甘胜泉之女甘琳，7月14日买入1100股股票，7月15日买入1000股并卖出1100股，7月15日海源复材恰好披露了半年度业绩预告，这很难让人理解为“巧合”。
启明星辰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张媛的配偶高一波，6月16日至7月2日连续买入公司股票，6笔交易合计成交额达170多万元，7月13日卖出1万股，成交额34.2万元，获利6.19万元，该笔交易收益率达22%。巧的是，启明星辰预约8月12日披露半年报，并于7月15日披露了半年度业绩预告。
部分案例中，当事人买卖的精准度堪称“神机妙算”。比如，*st邦讯独董罗建钢的儿子杨杨，5月短线交易获利达15.66万元，彼时公告称当事人尚未上缴收益款。耐人寻味的是，杨杨在5月7日买入15.89万股，5月11日全部卖出，间隔仅3个交易日，随着公司股价短期内大涨，其收益率高达38%。
值得关注的动向是，新证券法实施后，出现多起因短线交易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案例。7月5日晚，南大环境披露，因董事、高管董迎雯的配偶秦红卫在2020年8月28日至10月28日买卖公司股票涉嫌短线交易，证监会决定对董迎雯立案调查。南大环境2020年8月24日上市，据此前公告披露，秦红卫累计买入、卖出的金额分别约200万元，短线交易所得收益5990元已上缴公司。
6月，福成股份实际控制人李福成因涉嫌短线交易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经查，其短线交易情形发生在2018年，河北证监局最终对李福成给予警告，并处以8万元罚款。2020年，华菱精工、华星创业、德创环保等公司高管也因涉嫌短线交易被证监会立案调查。沪深交易所也对短线交易相关主体实施了出具警示函等处分措施。
“目前，监管部门对短线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力度在持续强化，但不同的短线交易案例具体对应何种处罚措施没有明确的量化标准。”有投行人士表示，短线交易的动机确实很难判断，对于一些市场关注的案例，需要监管部门从当事人身份、交易规模、是否处于敏感期等相关信息，作出进一步调查认定，提升监管威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