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清科创业研究中心统计，截至2021年底，中国累计设立1988只政府引导基金，目标规模约为12.45万亿元人民币，认缴规模则达到约6.16万亿元人民币。
随着政府引导基金资金规模迅猛增长，它们取得多大的投资成效，一直备受市场关注。
深圳市政府引导基金相关负责人指出，2021年底，深圳市引导基金对参股市场化子基金按照投资期和退出期划分，分别进行2020年度运营情况绩效考核评价。根据绩效评价结果，深圳市引导基金参股的101只市场化子基金评级在A级和B级的占比超过90%，体现市场化子基金在政策目标、经济效益和管理效能方面整体表现良好；对于少数绩效评价不理想的子基金，深圳市引导基金将协助子基金管理机构分析具体原因，督促其采取有效措施提升运营管理水平。
他强调，今年深圳市引导基金还将进一步优化绩效考评标准体系，积极鼓励和引导存量及新增市场化子基金共同推进深圳市重点产业和中小企业高质量成长，不断助力实现深圳市“20+8”产业目标、招商引资政策及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
多位地方政府引导基金人士向记者透露，目前他们正积极优化完善政府引导基金的绩效考核办法，不久也将公示相应的子基金投资“成效”。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引导基金的绩效考核，不只是关注子基金的经济绩效（比如投资回报倍数、内部收益率IRR、投入资本分红率DPI），还高度聚焦其政策绩效与管理效能，前者主要包括子基金对社会资本的撬动作用，对当地特定高科技产业的投资放大倍数，对当地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等；后者则囊括子基金在“募投管退”各个环节的制度健全性和操作流程规范性，例如是否建立完善风险控制机制与团队稳定激励机制等。
一位国内大型创投机构合伙人向记者透露，政府引导基金的绩效考核机制日益完善，无形间推动越来越多创投机构持续加强规范运营，尤其在搭建科学的投资决策流程，落实风险控制机制、引入激励机制提升核心管理团队稳定性等方面，近年创投机构都做了大量工作。
“目前，我们正与政府引导基金讨论，能否进一步实现分类绩效管理，即根据不同创投机构的投资特点与投资专长，更加灵活地制定子基金返投考核要求，既能助力子基金更好发挥投资策略，又能实现资本招商的最大化效果。”一位受托管理地方政府引导基金的创投母基金负责人向记者指出。比如地方政府引导基金的生物科技产业集聚效应尚未完善，他们建议政府引导基金将返投考核侧重点，放在子基金吸引更多已投资的优秀生物科技研发企业“落户”当地，持续完善当地生物科技产业链协同发展效应。
在他看来，只有做好绩效考核的“因地制宜”，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政府引导基金“资本招商”与促进地方经济转型发展的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子基金数量持续快速增加，当前政府引导基金正面临一大新考验——如何实时掌握各家子基金的投资动向，及时提醒子基金尽早防范投资风险，协助子基金实现更高的绩效考核评级。
一位江浙地区地方政府引导基金负责人向记者透露，目前他们投资的子基金超过60家，为了做好系统化管理，目前他们正三管齐下：一是，设计专门的信息化系统，通过数字化手段掌握各家子基金的最新投资进展；二是，根据子基金的业绩能力开展分级分类管理；三是，加强与各家子基金管理人日常沟通，形成良性互动局面，帮助他们解决大量项目投资或投后管理问题。
政府引导基金的绩效考核“优化”征途
随着近年政府引导基金迅猛发展，其针对子基金的绩效考核机制正趋于完善。
上述江浙地区地方政府引导基金负责人向记者透露，目前他们针对子基金的绩效考核机制主要分成三大部分，分别是政策绩效，管理效能与经济绩效。
其中，政策绩效主要关注子基金能带来多大的资金杠杆效应，子基金投向能否助力当地高科技产业快速发展，以及子基金返投能创造多大的就业与税收等；管理效率则聚焦子基金的运作效率，专业管理能力与规范运营能力，包括投资实际进度是否符合预期，基金运营信息披露是否完善，基金是否建立完善风控机制等；经济绩效则关注子基金所取得的一系列投资业绩，比如投资回报倍数（MOIC）、内部收益率（IRR）和投入资本分红率（DPI）等。
“事实上，不同地方政府基金对这三大绩效考核指标的权重设定也各有差别。”他告诉记者。比如有些希望更大程度发挥资本招商效应的地方政府引导基金会将政策绩效的考核权重提高至40%，其余两项则分别设定为30%；有些侧重投资效应的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则将经济绩效提高至40%，其余两项分别设定为30%。
在这位江浙地区地方政府引导基金负责人看来，这背后，与地方政府引导基金的“定位”有着密切关系。比如中西部地区很多地方政府引导基金更侧重政策绩效，希望通过“资本招商”与子基金投资，能吸引更多社会资金与优秀高科技企业落户当地，带动当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经济结构优化；相比而言，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部分政府引导基金则希望子基金能扶持当地高新技术企业快速发展，更加看重其管理效率（尤其是投后管理成效）。
“近期我们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不少侧重完善当地高新技术产业布局与集聚效应的政府引导基金，特别喜欢投资那些参与项目领投的子基金，因为他们认为子基金若通过领投，在很多高科技初创企业具有较高的股权比例与话语权，更有胜算鼓励这些企业落地当地，带动当地半导体、生物医药、智能制造、人工智能产业更快更好发展。”他指出。
记者多方了解到，围绕不同地方政府引导基金的差异化绩效考核侧重点，众多创投机构也采取“因地制宜”的投资策略与投后管理策略。比如地方政府引导基金更看重子基金的“返投成效”，他们会向已投资的高科技企业推荐当地产业扶持政策，鼓励后者在当地投资建设生产基地或研发机构；若地方引导基金更看重子基金的投后管理效果，他们则加强针对投资项目的资源整合扶持，帮助后者更好更快发展。
“目前，我们也与政府引导基金管理机构积极沟通，如何进一步优化针对不同投资风格子基金的绩效考核要求。”前述受托管理地方政府引导基金的创投母基金负责人向记者透露，此前他们发现一个操作难题，即某些地方引导基金对创投机构（偏向早期项目投资）与PE机构（偏向中后期项目投资）采取一样的绩效考核标准，导致创投机构在经济绩效方面明显落后PE机构，目前他们正在说服这些政府引导基金适度“弱化”创投类子基金的经济绩效要求，将考核权重侧重到创投类子基金如何“筑巢引凤”，进一步提升地方高科技产业链协同发展效应。
“其实，政府引导基金与创投机构之间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政府引导基金需要创投机构更好地实现资本招商与经济转型发展目标，创投机构也需要政府引导基金资金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若绩效考核机制持续优化并实现共赢效果，无疑将助力更多创投机构与政府引导基金加强各方面合作。”他指出。
子基金数量激增的“管理”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政府引导基金投资的子基金数量日益增多，如何实时了解各家子基金投资状况与投资项目进展，俨然成为政府引导基金面临的新挑战。
一位地方政府引导基金投资部主管向记者透露，以往，各家子基金会定期提供投资运营报告，但他们发现这种做法存在较高的信息滞后性，比如有些项目未必符合政府引导基金的投资方向，但投资合同已签订，交涉沟通为时已晚；此外，政府引导基金对子基金返投进展了解比较少，令部分子基金“临时抱佛脚”完成返投考核，但此举导致地方政府引导基金的“资本招商”效果未能达到预期。
“因此，我们正通过一些数字化技术搭建子基金的系统化管理体系，以便我们能获取市场各类信息，多渠道了解各家子基金的最新投资进展。”他指出。此外他们内部正持续增加与子基金管理团队的沟通频率，了解他们在返投等方面所遇到的各项挑战（包括投资企业对当地产业链协同效应与人才储备的顾虑等），共同对投资企业开展产业扶持政策解读，吸引更多优秀高新技术企业落户当地。
若某些子基金产品因项目退出比较慢而无法按时到期清算，他们会通过自身股权投资基金资源，寻找合适的S基金“接盘”，助力子基金实现较好的经济绩效。
“目前，我们还在探索LP直投，直接参与部分高新技术企业的股权投资，吸引后者将部分生产基地与技术研发环节落地当地，提升地方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效应。”这位地方政府引导基金投资部主管透露。
在多位地方政府基金人士看来，目前政府引导基金也感受到，近年创投市场的一大明显发展趋势，是资金不缺，但好项目不多。加之越来越多好项目向行业优秀创投机构倾斜，未来创投行业的二八效应日益明显，即行业优秀的20%创投机构大概率赚取创投市场的80%利润，因此对政府引导基金而言，如何通过数字化技术与绩效考核机制优化，找到更多优秀创投机构开展投资，对实现更好的经济绩效，政策绩效与管理绩效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
（作者：陈植 编辑：林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