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投资》刘逸伦
前有最高法规定民间借贷利率下调，后有央行专项调研联合贷款，消金行业一时激起千层浪。
7月，消金行业监管动作频频。7月17日，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7月22日，最高法同发改委共同发布文件提出“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7月28日，央行调查统计司向各行下发《关于开展线上联合消费贷款调查的紧急通知》，对联合贷款进行摸底调查。
监管层频出文件，是否意味着又一轮严监管周期的到来，行业发展将再度受限？分析人士认为，目前鼓励、规范发展互联网贷款是国家大政方针，行业发展只能是越来越规范。
在全球经济黑天鹅的冲击之下，各类信贷业务的不良率均有所上升。在这样的情况下，央行进行金融机构调查，主要目的是实时发现问题准备应对，也表明监管对互金行业保持着高敏感度和前瞻性。
01
摸底调查
7月28日，央行调查统计司下发《关于开展线上联合消费贷款调查的紧急通知》（下称《通知》），要求银行、农村信用社上报线上联合消费贷款统计表。
《通知》的下发对象为：央行上海总部调查统计研究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城市中心支行调查统计处；国家开发银行，各政策性银行、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邮储银行，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管理信息部。
《通知》称，为掌握金融机构个人消费贷款业务创新情况，决定开展线上联合消费贷款调查，银行需填写月末线上联合消费贷款余额、当月发放全部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个人信用卡透支）加权平均利率、当月发放线上联合消费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以及月末线上联合消费贷款余额不良率、月末全部个人消费贷款余额（不含个人信用卡透支）不良率等数据。
一石激起千层浪，《通知》的下发引起坊间各种传测。此次摸底消费贷是否预示着下一轮严监管走向？
《通知》明确指出线上联合消费贷款的定义，是金融机构经由互联网获取合作机构推送的客户信息，并与其他机构采用统一贷款协议、按约定比例向同一借款人发放的个人消费贷款。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调研的线上联合贷款一直不在央行传统的统计口径中。对此，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翰称，“央行作为中国负责金融宏观调控的重要机关，及时掌握全量的金融数据对于央行宏观调控具有重要作用。对于央行的监管来说，缺乏此类数据的统计，实际上不利于对市场的判断。”
此外对于坊间传测，此次摸底是为了“打击楼市”和“限制联合消费贷”的观点，有分析人士认为并非如此。
国家早就明确“房住不炒”的主基调，各类金融机构都在严格限制非法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特别是限制消费贷变相进入市场。江瀚称，“在‘房住不炒’的主基调下，楼市和互联网联合消费贷之间的关系其实已经被斩断，国家始终是把打好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作为重要战略方向的，所以在这方面，没必要过度解读。”
另一方面，对于联合消费贷，苏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薛洪言认为“不能限也不会限”。薛洪言撰文称，当前，无论是疫后经济恢复，还是新型国际贸易背景下的“经济内循环”建设，都需要消费拉动，各方的政策重心仍在促消费上面。
在薛洪言看来，除了此次央行调研关注的“余额”、“加权利率”、“不良率”等数据，监管更关注的应是个人短期贷款余额的缩水问题。自2020年以来，金融机构个人短期贷款余额一度出现跳水式下降，2020年2月末将至最低点13万亿元，较去年末缩水2.43万亿元，6月末回升至14.34万亿元，仍有较大缺口。
消费贷款余额的缩水是消费持续低迷的外在表征，促使消费贷款余额回升，也是促消费的重要手段。薛洪言称，“此刻，更没有对消费贷款踩刹车之理。”
分析人士称，站在央行的视角，更多地是关注货币金融政策对于促消费的配合与拉动，此次摸底，不妨理解为评估消费贷款促消费还有多少潜力可挖。
02
利率下调
7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联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发布了《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于市场所关注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的问题，《意见》提出，“抓紧修改完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司法解释，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
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首席经济学家顾雷对民间借贷利率下调明确表示赞成。顾雷对《中国科技投资》称，“24%上限的修改主要是为了防止‘套路贷’、‘虚假贷’，保护借款人的合法权益。我是赞成的。”
根据市场传闻，最高法酝酿修改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或将参照央行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报价的4倍修订上限数值。根据最新一期LPR报价，1年期品种报3.85%，以此测算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则在15%左右。
对于这一数字，专家表示质疑。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文认为，目前，一些银行的信用卡中心、消费金融公司的年化利率都超过了15%的利率限制，更何况是民间借贷。“如果将民间借贷利率控制在15%以内，民间借贷市场可能不复存在，反而会倒逼那些根本不指望寻求司法支持的、具有破坏性的民间借贷在暗地中发展起来”，陈文说。
事实上，自2015年最高法出台“两线三区”规则（“两线”指的是年利率24%的司法保护线和年利率36%的高利贷红线，“三区”为司法保护区、无效区、自然债务区）以来，民间借贷利率一直未真正落到24%以下。今年年初，有媒体报道称，兴业消费金融等持牌消金公司接到地方银保监局窗口指导，要求其自2020年1月1日起，将贷款产品利率调整至24%以下，未来也只能做年化24%以内的产品。
某上海助贷机构的从业者对记者称，“对于调整民间借贷利率业内一直有所关注，但由于获客成本、营销成本以及资金成本、贷后管理成本等多因素影响，24%的年化利率无法覆盖机构从业成本以达到营利，因此除了表面利率，各家都在使尽办法和手段增加综合收入，比如手续费等。”
根据2015年国务院制定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中对“普惠金融”的定义，“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是当前我国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
普惠金融将向何处发展，陈文表示，一要坚持以市场化手段推动民间借贷朝着正规化方向发展，二是协调司法和监管共识，构建建设性民间金融创新的良好制度环境。
